龙大道艰苦朴素二三事

龙大道（１９０１－１９３１），字坦之，又名龙康庄，贵州锦屏人。１９２３年，龙大道进入上海大学学习，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龙大道先后在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江苏、湖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各地党组织和工农运动遭到严重破坏，龙大道大力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

１９３１年１月，由于叛徒告密，龙大道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忠贞不屈，与敌人顽强斗争，表现出共产党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２月７日晚，龙大道等２４名革命志士，被敌人秘密杀害于龙华。

在其短暂而光辉的革命生涯中，龙大道时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本色。

工作期间自备干粮

１９２４年，龙大道受党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更为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１９２６年回国后，龙大道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他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多次组织发动罢工斗争。他态度温和，没有架子，总是以普通党员身份，深入车间、作坊和店铺，和工友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对工友疾苦十分关心，工作深入细致、认真负责，工友们对他十分敬佩，听了他的讲话，心里总是“豁然亮堂”。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徐梅坤曾深情回忆说：“我对大道的印象很好。他生活艰苦，对党忠诚，严于律己，对同志热情诚恳，对工人疾苦十分关心。不论做什么工作，他态度始终是积极认真的，和同志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在工人中间威望很高！”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７年３月期间，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１９２７年３月，上海８０万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龙大道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起义胜利后，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经济斗争部部长。其间，龙大道始终坚守在罢工斗争的最前线，为工人们出谋划策，训练武装，把握方向，鼓劲拼杀。在工作中，他总是携带“干粮”，肚子饿了，就啃几口窝头充饥；身体累得扛不住了，就在厂房草地上躺一会儿。即使在上海总工会里工作，龙大道睡的是公用帆布床，盖的也是一床薄薄的被子。当时党的活动经费紧张，同志们的生活都十分艰苦，有时甚至需要两个人一天共吃一份饭菜。当基层工会送来食品时，龙大道总是坚持“让工友先吃完，自己才动嘴”的原则，有时饭菜不够，他干脆把饭菜让给其他同志，自己用豆饼或番薯充饥。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龙大道多次前往先施公司指导工作。先施公司是当时上海的“名牌”公司之一，位于热闹繁华的南京路，工人不仅人数众多，且觉悟比较高，是罢工中的骨干群体。

一天，龙大道又来到先施公司，向工友们宣传动员。他对工友们说：“工人群众不仅是罢工斗争的依靠力量，而且更是自己的患难兄弟。”博得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从先施公司出来已过中午，龙大道听说一位积极分子因为热心工会活动，经常不回家，和妻子闹得不愉快，于是不顾饥肠辘辘，和工会成员赶往该工友家中调解。穿过一个小巷，拐进狭窄的里弄，龙大道来到了工友家门口。一进门，只见那工友的妻子正在埋怨工友只顾厂里不顾家，家里已粒米无存，揭不开锅。龙大道急忙进门劝解，又从口袋里掏出自己仅有的一块大洋，交给工友，说是工会发的补助，让他马上去买些米面。

离开工友家，龙大道和几位工会成员回到厂房边的一处稀粥摊前，伸手往口袋里一掏，把自己剩下的铜板全掏了出来，请大家喝粥，自己却推说有事离开。等下午工会成员回到厂里，却发现龙大道坐在桌前，桌上摆着他随身带着的一小包五香豆，正就着一大缸子开水一粒粒“津津有味”地吃着。

罢工斗争胜利后，先施公司工会为了感谢“上总”和龙大道的领导，派工友代表们买来许多吃穿用的纪念礼品要送给他。龙大道见状，既惊讶又感激，他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十分动情地说道：“工人弟兄们的盛意，我心领了，但作为‘上总’的干部，带领大家同资本家斗争是我们的职责，大家用不着感谢。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凝成一条心，我们的斗争就一定能够继续胜利！不过，对于工人兄弟们，我们只能服务，只能付出，而绝不能收礼！在这里，我借花献佛，就将这些纪念礼品转赠给大家，以表达我对这次罢工斗争胜利的祝贺！”工人代表们深受感动。

给妻子搭“帐篷”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龙大道受党指示到武汉从事工人运动。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任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兼经济斗争部部长的龙大道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会议。６月，他率团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会后，组织上留他在武汉工作。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的各级工会组织和进步团体被查封占领。当时，汉口硚口区是全武汉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为了挽救工人运动，党组织立即安排富有工人斗争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的龙大道担任硚口区的区委书记，领导工人群众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当时，龙大道受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向警予的直接领导。向警予曾把一个箱子存放在龙大道家里（内有党的活动经费５００多块银圆），并指示龙大道“可以按情况灵活使用”。

时值８月，酷暑难耐，龙大道的妻子金翊群患病在床，恰好龙大道家中有一部旧电扇，可用来给金翊群解暑。一天下午，中共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林育南来到龙大道家里联系工作，说印刷工作需要一台电扇降温，希望龙大道批给经费。龙大道当即把自己的电扇拆下来让林育南带走。林育南见金翊群患病在床，表示自己和同志们还可以坚持，坚决不要。结果，龙大道亲自把电扇给送了过去。

两天后，向警予来联系工作，见金翊群大汗淋漓，龙大道拿着蒲扇在一旁扇风，便问起电扇的去向。龙大道说：“我们熬一熬，就过去了！”向警予听后，当即让龙大道从经费里拿出钱去买一台电扇，可龙大道就是不肯，还说“公款只能用在革命事业上，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挪用它”。看到金翊群痛苦的表情，向警予便“命令”龙大道立即拿出钱来去买电扇，还亲自从箱子里拿出８元钱交给金翊群做伙食费。龙大道表面上点头答应，等向警予一走，就把钱放回箱子。几天后，有同志来联系工作，发现龙大道并没有买电扇，只是在妻子病床上搭了一个简易“帐篷”，为妻子遮挡骄阳。

为了省钱，让别人“跟着受累”

１９２８年３月，龙大道返回上海。４月，他被中共中央派到宁波，任中共浙江省委工人部部长；５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务委员、代理书记，在杭州主持省委领导恢复改造各级党部，加强浙西、浙南党的领导，后仍任省委常务委员兼工人部部长，前往各地检查指导工作。

１２月，中共中央调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１９２９年２月初，龙大道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奉命前往安徽六安开展工作。

龙大道在中共潜山县特别支部书记王效亭的陪同下，从安庆出发前往六安。本来组织上考虑到当地境内山脉纵横、交通闭塞，特别拨给经费，批准两人雇轿。但龙大道向来节俭，根本舍不得花钱，主动要求与王效亭徒步前行，王效亭欣然同意。

两地之间有数百里之遥，为了隐蔽，王效亭选择尽量走崇山峻岭间的野径山道。当时已是寒冬季节，山间冷风呼啸，积雪三尺。两人出发后，为了尽快赶到目的地，一天走三四十公里路。王效亭是当地人士，走惯了山路，在前面大步流星。龙大道双脚很快就起了泡，他咬着牙关前进，终于走出了百里大山，到达了目的地。龙大道一面将省下来的费用交给当地党组织，一面满怀歉意地对王效亭说：“为了省几个钱，让你跟着受累了。”

王效亭极其赞佩龙大道的节俭精神与执拗毅力，笑着对龙大道说：“老龙呀，这一行我算开了眼界，你这个‘钦差大员’，不光手紧抠门，还这么吃苦耐劳，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陆景川）